唐诗温故之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
我们今天一说唐朝，想到的就是统一、富强，把唐朝看成铁板一块。其实，唐朝也是有分期的，也是一代人一代人地过来的。统一也是从分裂一步步走来的，富强也是从贫弱一步步走来的。
我们一来就说贞观之治，说盛唐，其实，贞观之治和盛唐是两回事。贞观时代是后来的唐人不断怀念、不断拿来说事的一个时代，但是它其实不富强，李世民那是刚建国，李世民的时代其实还有很多不如意，还有很多内在的矛盾。到了后来的盛唐，也仍然有很多矛盾。
唐朝之前，只有一个短暂统一的隋朝，才二十多年，也就是说，李世民出生的时候，中国还是分裂的。在隋朝以前，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分裂的乱世。这个乱世是从三足鼎立开始的，就是我们熟悉的《三国演义》那个时代；这个乱世到了最后，又重新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。
三国的时候，是北方一个政权，南方两个政权；到南北朝晚期的这个“三国”，是北方两个，南方一个。南方的这个政权，就是陈朝。北方其实有两个“北朝”，西边的那个叫北周，东边的那个叫北齐。最后是哪股势力统一了三国呢？是北周。
隋朝和唐朝的皇族，都是北周的军事贵族。不是北周的皇帝统一了全国，是北周的大将军统一了全国，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，这种事都是无关紧要的。
我们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。为什么会分久必合呢？分裂肯定是不好的，分裂肯定要造成战乱，肯定要给人造成痛苦。世家大族在分裂中获得的那点的好处，最终在分裂中被消磨殆尽。这时候大家都在想，结束吧，都不再想要自己一家一姓的那点好处了，都在渴望稳定，渴望建立一个稳定的联盟。
这时候，国家就会走向统一。隋唐时候能统一，不完全是隋炀帝、唐太宗本事大，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想统一，在统一的过程中，有牺牲，有不痛快，大家也都能忍，基本上能把劲儿往一块儿使。
当然，大家能忍，不代表不痛快不存在，可能会有微小的、说不出来的、被压下去了的不痛快。这样的小不痛快，在政治史上看不清，在我们文学史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。因为文学，特别是诗，就是用来表现这样的小不痛快的。当然，要看出这点小不痛快，也要仔细看，要带着心看。
乱世末期有三个政权，这三个政权各有各的士族。我们可以把士族理解为“带有一定优势的家族”。北周这边，陈寅恪先生给取了个名儿叫“关陇贵族集团”，他这么说是有寄托的。
其实，北周也不能是只有军事贵族，关中地区，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从汉朝以来，也有世世代代都读书的好人家，也有关中士族。北齐这边，陈寅恪先生称之为“山东士族”。“山东士族”是最有优越感的一个群体，是清清白白读书人，他们对皇权，其实从内心是看不起的。
我们讲的唐代诗人，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山东士族出身，或者是关中的读书人家出身。陈朝这边的士族，就可以叫江南士族，他们是从东晋传下来的，但是这时候已经很没落了，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。
我们听东晋的贵族故事听得比较多，可能会认为南朝的士族比北朝的士族厉害，其实不是的，北朝的士族历史更悠久，是从汉朝传下来的。南朝的这些士族，往往在汉朝并不是很厉害的家族，比起北朝的士族，他们其实是暴发户。
在这三拨士族之间，是有鄙视链的。这个鄙视链，不是谁历史悠久谁厉害，也不是谁眼下权力大谁厉害，而是谁是被征服者谁厉害。经过几百年的乱世，士族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，就是皇帝不是什么好人家，皇帝是没文化的。被皇帝征服的人，才是有文化的。
所以，关陇贵族作为统治者，被认为是最没文化的，在鄙视链的底端。关中士族其实不是统治者，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北周来的，所以被看成跟统治者是一拨的。
从山东士族的视角来看，北周来的这帮人就是征服者，山东士族就是被征服者。所以山东士族比较有文化，他们看不起北周来的征服者。但是从江南士族的视角来看，因为统治者征服他们的时候，已经灭了北齐了，已经把山东士族收服了，所以他们认为，管你北齐北周，反正你们这些北方人，都是征服者，我们南方人是被征服者。所以南方士族比较有文化，看不起北方来的征服者。
其实，这些山东士族、江南士族，在北齐和陈朝没有亡国的时候，也不过是皇帝身边的人，也是统治集团里的人，也不是什么干干净净的文人，但是帝王将相一旦亡了国了，就不再算帝王将相了，就成了高贵文化人了。所以，这就形成了江南士族看不起山东士族，山东士族看不起关陇贵族集团的鄙视链。这说的主要是初唐刚建国的时候。
初唐刚建国的时候，江南士族比较有优势，经历了几代之后，人们对前朝帝王将相的记忆淡了，江南士族就衰落了，山东士族的优势就显出来了。
我们从小都听故事，说李世民特别善于采纳大臣的意见。其实我今天来看，这不能只理解为李世民这个人人品特别好，而是李世民作为这个时候统治阶级的代表，要跟来自三个不同政权的士族搞好关系，要向这些旧贵族学习治国的经验。
像魏征，其实是山东的旧贵族；虞世南，其实是江南的旧贵族。李世民那么听他们的，其实是在敬畏旧贵族。唐王朝也是在这些旧贵族的批评下，一点一点好起来的。
李世民敬畏外面这些朝臣敬畏到什么程度我就不用说了，今天我想说他的一个妃子，徐惠，徐贤妃。这个人物我们也不陌生，经常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里。
徐惠这个人，其实是李唐的第二代诗人了，她是在李唐建国以后才出生的，比李世民小了28岁。徐惠从小就能写诗，李世民因为她是才女，特意把她召进宫来。这其实是大一统帝王的常规做法，统一了中华以后，要召个才女做妃子，以示尊重文学，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。因为才女远远没有皇帝多，所以一个皇帝能得到一个才女做妃子，是很大的荣耀。
徐惠出生于湖州，她家里是干什么的，史书上说得遮遮掩掩，她父亲在唐朝的官位也不高。我有一个猜测，她家是不是跟编《玉台新咏》的徐陵有什么关系？毕竟在古代，特别是战乱刚结束，能教小女孩读这么多书，那不会真是普通人家。徐陵是陈朝的大官，如果李世民的宠妃跟他有什么关系，史官遮掩一下也是正常的。
李世民是写宫体诗的，北周的贵族写宫体诗，是让庾信带起来的。庾信和徐陵本来是齐名的宫体诗人，后来庾信投奔北周了，徐陵还留在南朝，所以他们在唐朝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但是，人在小时候接受的教育，不是那么容易磨灭的。我要是李世民，我现在成了整个中国的皇上了，我就会想，我从小写诗都是学庾信的，老听说“徐庾体”“徐庾体”，哪天我也看看，徐家人写诗是什么样的。这时候正好听说徐家有个小女孩写诗，他就兴冲冲给召进宫来了。
就是说，徐惠这个才女身上，是带着江南士族的符号的。
徐惠在李世民面前，也很矜持。她曾经很不客气地给李世民写诗说：“千金始一笑，一召讵能来。”在封建时代，帝王的诏命，那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抗的。但是徐惠公然说，“一召讵能来”，好像拒绝皇上的召见是天经地义一样，公然嫌弃皇上对自己的厚待还不够。说得如此的自然，又如此的豪迈。虽然有点闺房里开玩笑的成分，但是这也够牛的了，很少有人敢这么写的。
徐惠的这首诗能广泛流传，原因之一是能够引发士人的广泛共鸣，特别是写出了贞观年间士人的心声。这个时代的士人，对皇权都是多少有点戒心的，有一种微妙的疏离感。徐惠的这个劲，“千金始一笑，一召讵能来”，是很有审美性的。作为一个女人很美，作为一个士人也很美。看似简单的几个字，却是不那么容易写出来的。
初唐的士人是这样的，那么到了初盛唐之交，士人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呢？我讲一首，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，来说明。
贺知章活得很长，做官也做得很长。他在初唐是年轻人，在盛唐是老人。贺知章是南方人，按今天说算杭州市萧山区人，一听就特别有钱。他号“四明狂客”，“四明”是浙江的一座山，其实就是天台山的余脉，就是孙绰写《天台山赋》的那个天台山。
按照当时的感受，贺知章就是从南朝的统治中心来的。他这个“贺”，在三国的时候就是江南的高门大族。西晋的时候，那个爱吃鲈鱼的张翰，疯疯癫癫地跑到洛阳来，就是跟一个叫贺循的人一起。
贺知章在当时，被称为“吴中四士”之一。这“吴中四士”，都是从吴地来的文化人，可见在初盛唐之交，南方在文化上还有这样的优势。我们知道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他的作者张若虚，就是另一位“吴中四士”。张若虚歌行写得好，为什么歌行写得好呢？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七言歌行这种文体，是从南朝发展起来的，一直没有传到北方来。直到他们这个时候，会写歌行的北方人还不是太多，而南方人写歌行，会更拿手一些。
贺知章是绝句写得好，为什么绝句写得好呢？其实绝句也是一种小型歌行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绝句也是南方人写得拿手一些。这是南方诗学文化的遗存。我们在看贺知章这个人的时候，也要注意到他身上的南朝背景。
他有两首《回乡偶书》，都是七绝，也是我们从小要背的诗。“回乡”是一个有意思的题材。从你离开，到你回来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人不再是原来的人，家乡也不是原来的家乡了。像谢灵运这样有执念的人，死死抱着“故池不更穿”，那是他对家族的传统有执念，所以无视了现实的变化。
实际上，你回乡的时候，是不可能没有变化的。贺知章是江南士族，到北方做了一辈子官，现在回来。初唐的时候，国家刚刚统一，南方人和北方人是有隔阂的。南方人到北方做官，也有一种飘泊的感觉。但是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，他的身份又成了一位从中央来的退休高官，在家乡人眼里，他又成了北方人，家乡人对他又是一种隔阂的心理。他这两首《回乡偶书》，其实隐含着这种微妙的隔阂心理。
这两首诗，一首写客观的景物，一首写人情。我们先看写景物的这首。
离别家乡岁月多，近来人事半消磨。
唯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
“离别家乡岁月多，近来人事半消磨。”铺垫，交代背景，不是出彩的地方。他说离别故乡这么久了，很多事都物是人非了。在这个背景下，“唯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在春风的吹拂下，泛起的微波还是跟那时候一样的。自然的不变和人事的变化构成了一个对比。
对那时候的你来说，镜湖的微波是一件很小的事，你以为是稍纵即逝的东西，结果几十年以后还是那样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件很大的事，你感觉是永远不变的，结果现在那些人已经没有了。这也是一种感慨，很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人都会有共鸣的。谢灵运写“故池不更穿”，也有点这个感觉。
鲁迅有一篇小说，叫《故乡》，我们也很熟悉。我们学这篇课文的时候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闰土身上了，那么有活力的一个少年，被压迫得成了那样一个人。这当然也是这篇小说想说的。
但是我们还原一下，这篇小说名字叫《故乡》，鲁迅写他的时候，整体上是想写一个什么事呢？其实鲁迅是写了一个回故乡的故事，回到故乡，发现故乡回不去了，故乡不是那个故乡了。正好鲁迅也是南方人，也是浙江人，也是在北方做官。他的那篇《故乡》，其实可以跟贺知章这首《回乡偶书》对着看的。
鲁迅的《故乡》其实也和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一样，写了一个，“物是人非”。鲁迅的官做得没有贺知章那么大，他回故乡干什么去了呢？其实他是去干一件，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干的事：把故乡的老房子卖了，以便凑一点钱，在北京买房子。
今天看来，这是一件很现实的事。卖了老房子，就意味着再也不回来了，他是去和故乡告别的。卖房子的时候，原来的破烂家具不值当带走了，所以就分给老邻居们，这也是跟老邻居们见最后一面的机会，这也是非常现实的事。这时候，鲁迅就看见“物是人非”，老邻居都见到了，但是都跟自己小时候见到的不一样了，老邻居看你在北京当了官，都对你表示敬畏，也不能像以前那么融洽地相处了。
实际上，鲁迅的这个处境，跟贺知章是有一点像的，我们可以想象，贺知章回到老家的时候，也会见到这样的老邻居，也会发现，自己虽然回到了家乡，但是实际上回不去了。只不过，鲁迅把这些不唯美的东西都写出来了，贺知章都没有写，这也体现了小说和诗的不同的文体特点。
我想，看到眼前这个回不去的故乡，鲁迅会想什么呢？可能他也会想，“唯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只有自然风景，还跟那时候一样。
这一首是直接写，另一首写人情，就更风趣一些。
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
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这也是交代一个事实。“乡音无改”，出去做官这么多年，他还是一口浙江话。为什么口音一直没有改呢？我们今天的同学，不管你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到北京来上两年大学，就说得一口北京话了。贺知章在长安从二十几岁待到八十几岁，为什么口音一直没有改呢？是他特别笨吗？
这说明，他一直没有融入长安，跟北方的官场一直存在隔阂。口音没有改，其实还是因为不愿意改。他心里隐隐地还是觉得，江南的文化是有优势的，保留着江南的口音，是他最后的倔强。
不变的是乡音，改变的是人的容貌。岁月流逝，我的头发已经白了，我已经是个老人了。这个“衰”，不用太坐实了。念“摧”和“摔”在这里都是押韵的。念“摧”就是“斩衰”的“衰”，就是戴的孝，说头发白了，就跟戴了孝一样。念“摔”就是“衰弱”的衰，不是说鬓毛本身衰弱了，而是鬓毛的改变显示出了我的衰老。
不用特别去较真，“鬓毛”怎么“衰”，这是写诗。有的人专门写论文去争论，到底是念“摧”还是念“衰”，也就是他的鬓发到底是白了还是少了，这个讨论挺有意思的，但是我们作为掌握知识，不用那么较真，不用非人为这个就是对的，那个就是错的。从我“乡音无改”，并没有融入北方来看，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；从我的鬓发，从我衰老的容貌来看，时间还是无情地改变了很多东西。
后面两句看他抖包袱。“儿童相见不相识”，走的时间久了嘛，小孩子都是在他走以后出生的，当然不认识他。他走之前，还是“儿童”呢，还是年轻人呢。现在回来，故乡已经有了新的“儿童”了，他不可能再到“儿童”中间去玩耍了，他已经和故乡的儿童隔了好几个世代，成了不存在的人了。所以这些儿童“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问这位客人是从哪里来的。
回到故乡，反而成了客人。当然这是孩子不懂事，不认识他，才这么问。但是这写出回乡的一个感受，回到老家以后，已经成了客人了，老家已经跟你有了隔阂了。在他们眼里，你已经是北方人了。那么，你从“何处来”呢？
你说我从长安来吗？明明你没有融入过长安，你的口音还没改呢。你说我就是本地人吗？明明本地人都没有见过你，都认为你是从京城来的呢。明明是本地人在问你从何处来呢，家乡已经不承认你是本地人了。所以，我从“何处来”呢？这就写出了一个漂泊于南方和北方之间的中国人的无依感。
南方和北方都不是家乡，他缺乏一种归属感。他成了一个说着本地方言的外地人。就像那时候知青插队，到外地农村去，等他们回北京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一口北京话，但是回到北京，哪儿他们都不认识了，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，一群操着标准北京话的人，站在北京街头，跟操着外地口音的人问路。这就是“乡音未改”，但是你已经是“客”了。
这种情景，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出现，在刚刚大一统的国家，地方之间还存在隔阂的时代，表现得更典型。
贺知章的心里，仍然隐隐藏着南北方的隔阂，他仍然倔强地保持着江南的口音。可是我注意到，这些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孩子，恐怕又跟他不一样了。他们的心理恐怕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
贺知章明明说着一口家乡话，孩子们为什么会认为他是“客”呢？因为孩子看见，他是从北方来的大官。如果一个人地方意识很强，认为我们老家就是好，对北方的首都没有什么认同感，那么当他看见一个大官说着自己的家乡话，他会怎么认知呢？尽管他不认识这个人，但是他会意识到，这是我的老乡，不会认为这是一个“客”。甚至都不用他说家乡话，只要他说自己几代以前是这个地方的人，他都会认为，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。
现在这些孩子，看贺知章是个大官，不管他说的家乡话多么地道，也能意识到这是一个“客”，认为他是从北方来的，从首都来的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一代人已经对北方的首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。
从这首诗就可以看出来，从贺知章到这些孩子，唐代南方人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贺知章那代人，还是在长安一辈子都没认同长安；这些孩子，已经是没有到过长安就向往长安了。这说明，唐朝的内在凝聚力，不知不觉地加强了。
贺知章是从初唐到盛唐的人，这些孩子是真正的盛唐人，是跟杜甫年纪差不多的人。盛唐的凝聚力，是初唐没法比的。杜甫这一代人，为什么能在安史之乱这样的大变动中表现出那么强的精神力量，其实这就是盛唐人的精神，就是盛唐的凝聚力。
最后我再说一位，比贺知章小四十岁的，典型的盛唐诗人，王维。
关于王维，我想讲一首他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：
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
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要说体式的话，我觉得这首诗的体式有点怪。按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，是完全正常的，但是在初盛唐的时候，长这样的绝句是很少的。
这首诗第一句是不押韵的。我们今天写绝句，初学者第一句都不爱押韵，因为按我们现在的标准，绝句第一句就是可以不押韵的，这样少押一个韵，省点力气。但是在初盛唐的时候，大多数的绝句、七律，包括一部分五律，第一句都是要押韵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文体都是从歌行变出来的，歌行每一段的第一句都是要押韵的，这是来自民间乐府的，对押韵的执着。第一句不押韵的，叫“尖头”，就是秃头的意思。我们都不喜欢秃头，所以“尖头”严格来说是不对的。
但是王维这首诗就是“尖头”的，这在初盛唐其实很少见。按照我多疑的性格，我又要怀疑，这是不是从一首长的歌行里截出来的了。但是这四句又都不对仗。初盛唐的时候，连着四句不对仗的歌行也不多。讲格律的歌行一般都要讲对仗的。如果你说这是一首古体歌行，可是这四句又都严格遵守格律要求。总而言之，这首诗特别像一首后世的绝句，不像初盛唐那种刚刚从歌行里出来的绝句。
除了形式，这首诗的内容也很像后世的绝句。在初盛唐的时候，歌行，或者作为小型歌行的绝句，都喜欢写浪漫题材。你看王昌龄的绝句，要不就是大漠边关，要么就是宫斗剧。但是这首诗，写的是王维极为个人的体验。
一般讲这首诗，都侧重讲重阳节这个节气，讲插茱萸是怎么回事。但是我读这首诗，注意到的是什么呢？我注意到，王维思念的家乡，是哪里呢？是“山东”，王维用“山东”来称呼他的家乡。
我们今天一般说王维是山西蒲州人。其实，这个蒲州，是王维的父亲休官之后，全家人才搬到这儿的。这是王维长大的地方，但说是王维的老家，其实有点勉强。
中古的士族不太重籍贯，因为他们要做官，总是搬来搬去的，不管搬到哪里，也不用亲自上街买菜，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有限。他们更看重郡望，这才是他们家学教养的来源，也是他们社会身份的标记。
王维出身于太原王氏，是典型的中古高门大姓。
太原王氏是唯一既是“东晋门阀”，又是“山东五姓”的家族。“山东五姓”在唐代是鄙视链的顶端。太原王氏在唐以前没出过什么像样的诗人，在唐代却成了最重要的文学门第之一。
唐代的优秀诗人出自太原王氏的很多，有王绩，王勃，王翰，王之涣，还有一个王昌龄，不知道是琅琊王氏还是太原王氏，但是他曾经跟王维称兄道弟来着。
中古的高门大姓是什么概念呢？中古的高门大姓是一个品牌，你出身于山东士族，不一定就是大官，也不一定特别有钱，更不一定跟皇帝关系密切，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。出身高门大族，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名校毕业的感觉。王维家并没有特别高，他的父亲，只不过是个太守级的官员，属于中层干部。
我刚才讲过，初唐的时候，山东士族跟皇权是有隔阂的。李世民那时候，像太原王氏这样的“山东五姓”，没有一个出来做宰相的。不是李世民不用他们，而是他们不肯给李世民服务，所以李世民只好凑合着用魏征这样的。
到王维这时候，山东士族的心思也难免开始活动了。毕竟，大唐子民到这时候已经繁衍四五代了，活着的人谁也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征服的战役，还有必要抓着老辈子的那点恩怨不放吗？胜利者的后代，身上还有“虎狼之国”的蛮性吗？被征服者的后代，还不能放下那种仇恨和戒心吗？
大唐的光景眼见得一天比一天好了，公私仓廪俱丰实，这是所有人的父祖一起辛勤努力的成果，这个国家怎么看都是值得爱的。既然我们都爱着这个国家，为什么不能接受同样优秀的彼此呢？双方都在试探着，谨慎地向对方接近。
王维是被征服者的后代。他的父系是山东高门，母系也是。他的母亲出身于博陵崔氏，是“山东五姓”中排名第一的门第。可以说，王维是一个“纯血”的“山东五姓”。王维幼时落脚的蒲州，属于山东地区，但刚出潼关，仍被视为“天子膝下”，受到关陇文化的影响也很深。
王维十五岁就离开蒲州，去了长安。我估计是岐王召他去的。我就想，他去长安的时候，他父母、舅舅会跟他说点什么呢？其实，他们家只是一个中等人家，跟皇帝打交道的经验并不多，几百年来，躲皇帝的经验可能还是有一些的。也许他们在暗暗担心，这个孩子万一出息了，将来会有好下场吗？毕竟“伴君如伴虎”啊。但是也许，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吧。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总是翻老皇历也不太好吧。
临行的那一夜，妈妈和舅舅给王维讲的，应该不是怎样奴颜婢膝投机钻营，怎么去争取大富大贵，而是万一遇到事的话，该怎么躲事儿。
王维刚到长安的时候就有寂寞的感觉。在来到长安以前，他已经听过了无数有关长安的故事，在王维的童年记忆里，跟“长安”联系在一起的，不只是神圣和繁华，还会有不少的悲哀与恐怖。
此时，这个初到长安的少年，每一根神经都是紧绷的。有一点不顺心的事，可能跟是不是长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，但是王维就会想，这就是长安，这就是长安人的恶意。长安跟家里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，他就会倾向于认为，长安不好。所以，他想家了，尽管家就在不远的潼关之外。关外的广袤土地都可以让他安心，而关内的窄窄数步，就让他与精神家园隔了千峦万嶂。
十七岁时，他写下了著名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。他怀念的，不是蒲州，不是太原，而是一个如此宽广的“山东”。他是来自山东的孩子，与长安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立。
尽管两个不同的世界已经发生了交流，但这里仍然是“异乡”，他仍然是一个“异客”。他怀念故乡登高插茱萸的活动，就是因为插茱萸很好玩吗？那是因为那是他的家园，家里有长安没有的一切，他都怀念。
他写自己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，他一个太原王氏的孩子，才十七岁，一个人在长安做官，怀念家乡的亲人。这是他的真实经验，而且是比较特殊的经验。表达特殊的经验，纪念你自己人生中的一件事，这就不是乐府的功能，是徒诗的功能。
但是他这个写法，还是比较乐府的，他还是把特别个人的因素抹去了，写的是最能引起共鸣的经验，追求共鸣，就还带着乐府的特点。我们看他写的经验是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，“遍插茱萸”这在当时是人人会有的经验，“少一人”也是你出来以后必然的结果，只是别人不会从这儿想就是了。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虽然是他独特的发现，但是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验。所以这首诗为什么脍炙人口，就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验，会引起共鸣。所谓“脍炙”，就是刺身和烤肉，这是每个人都爱吃的，每个人都爱吃的东西，才能叫“脍炙人口”，“脍炙人口”是乐府需要追求的效果，诗不用。
王维这首诗，跟贺知章那首诗，是可以对起来读的。王维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感觉，跟贺知章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感觉，其实是很像的，都是一种对长安的疏离感。
贺知章那一代，是南方人到长安来做官，做了一辈子官，舍不得改口音；王维这一代，是山东高门中等人家的孩子到长安来做官，刚到长安，看见什么都想家。王维比贺知章更温和一点，跟长安更亲近一点，但是这一点疏离，即使到了王维这个时候，也仍然是在的。
唐诗温故就写到这里。